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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坎、柳州土地纠纷、韩寒三论及太子党上位的联想/中国社民党革命委员会新年文告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月04日 来稿)
     中国社民党革命委员会新年文告
    
     近几年来,一些地方发生的因“官逼民”、“官轻民”、“官贱民”而导致的大规模群体性恶性事件,使执政者不得不正视“民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古训。一万八千贪官外逃,卷走八千亿财富,百万计的裸官已经作好了随时闪的准备。每年十几万起的群体事件,激烈的官民矛盾,说明了中共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还是恩格斯说的对:“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 (博讯 boxun.com)

    
    2011年岁末,广东发生了陆丰乌坎民众维权抗暴的大事件,乌坎过万村民,用砖头、木棍击退上千警察,村民的行动迫使该村最后一名官员在12月12日逃离,写下中共建政以来,地方首度完全脱离当局掌控的纪录。尤其是他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是维权运动的过去所缺乏的。从中可看到当年柳州造反民众拼死一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相似精神。但不要因为当局在乌坎的暂时退让,就此认为中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中共放了“乌坎”一马,却同因土地纠纷问题于12月24日凌晨四点多(人们正熟睡之际),在广西柳州市柳江县穿山镇新兴屯村突放照明弹,调集三千余军警尤如日军悄悄进村,闯进农户家就大喊:跪下,并抓捕30多人;同时利用西方圣诞节之际,故技重演重判异议人士——西南二陈(四川陈卫、贵州陈西)被判重刑;却得了便宜还卖乖地在上海抛出韩寒三论!
    
    这套组合拳可视为太子党上位全面执政的热身准备。
    
    就像2011年岁末官方主导韩寒的三篇文章出笼的良苦用心一样——明显是有官方背景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运作。其目的就是投石问路,借三篇文章抛出革命、民主、自由三个关键词,看民众什么反应,或为太子党接班铺垫试探,或做制订十八大路线的参考。
    
    太子党已成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
    
    再延伸作横向联系,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作了一个演讲,实际是一篇反“革命”宣言——秦晓在演讲和私下谈话里,明确说明,他的这一宣言,是针对两种倾向。一是“‘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性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以为是不可取的”。秦晓认为“中国模式论”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应该特别警惕。另一面,秦晓更担心激进主义思潮,他说:“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他认为当下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体制性的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但“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而激进主义则把社会危机作为“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
    
    ——由于秦晓的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的背景,以及他在太子党中广泛的人脉关系,他的这一反对“中国模式”及反“革命”论,肯定体制内通过改良的宣言,立即引起极大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
    
    无独有偶,2011年4月在纽约法拉盛召开的社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美西的草庵居士与秦晓遥相呼应,极力鼓吹反“革命”论,极尽美化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美化秦晓的“体制内改良”论,并嘴巴跑火车地自夸与秦晓私交如何铁云云。与日后社民党分裂为三(人员庞杂的美东、美西社民党,旗帜鲜明的社民党革命委员会),美西的王希哲、草庵、刘因全鼓噪定位“社民党做中共的右翼”、“社民党不做执政党,只做监察党”是一脉相承的。
    
    *“出身论”与“血统论”斗争的继续*
    
    早在十几年前郑义的回忆文章就说过:1968年秋下农村前夕,他学校里的高干子弟就恨恨地对他说,二十年后咱们再见高低。的确,到1989年见了高低。郑义这类有造反派红卫兵底子的人士虽因个人才智的杰出曾一度在79年之后的开明时期中显露,但终究被中共体制所抛弃、追杀而流亡海外,而那些曾言语“恨恨”的高干子弟们就整体而言不都被共产党政权作为接班人而接纳吗?
    
    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决定任命习近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标志着习近平成为下一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
    
    如果说“胡锦涛、温家宝的时代”,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那么,所谓“习近平时代”,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而且又是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体的。这样,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红卫兵,特别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以后又成了知青,他们的抱负,理想,精神气质都会不同程度上为习近平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贵族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
    
    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不能把这些宣言简单地看作是年轻人的狂言,而掉以轻心;这是基于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也不会变。加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是须臾不能离开一党专政的体制的。即使他们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不管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路径有怎样不同的意见,但在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必须掌控改革的领导权;强化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胡锦涛这一代并无不同,也是他们的前辈,从毛泽东、刘少奇到邓小平、陈云所期待的。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而且他们在这三十年中已经占据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的重要位置,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意识到,历史给他们的机会也只有这“十年”,高干子弟自身都在六十岁以上,他们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因此,也都跃跃欲试,准备作最后一搏。
    
    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包括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不要忘了他们当年都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不管他们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态度如何,毛泽东在其成长初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红卫兵中是不乏“小毛泽东”的。在我看来,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
    
    太子党放手一搏,显露峥嵘
    
    近年来太子党动作频频,动辄就是“大手笔”: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作了一个演讲,实际是一篇宣言;中国空军副政委,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代表军队少壮派发声;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等等。
    
    薄熙来精心打造的“红色重庆”一直是热议的焦点。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唱红歌”与“打黑”,前者显示的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氛围上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后者则是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自觉尝试。而习近平在当选军委副主席以后,即视察重庆,肯定重庆经验,更引发了人们关于“毛泽东在习近平时代的影响”的议论与想象。
    
    太子党在2011年初,又有了新的表现,2011年的春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聚会研讨,会后形成了一个《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书,主要着眼于“党内民主”建设。最引起注意的是要求实行从各级党委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常务的“直选”。
    
    2011年4月24日,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此书由刘少奇之子刘源作序,而张木生又是刘源的“哥儿们”,实际是其幕僚,因此而引人注目。当下中国的太子党的各派系,都在聚集各路幕僚,研究未来中国政治对策,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文化动向。
    
    中国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气势如此雄壮,不仅有当年老红卫兵的遗风,更有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底气。如张木生所说,“中国虽然面临着最大的问题,但也积累了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本钱。我们现在国有企业实算的话,有100万亿的资产,存款。在国外有100万亿的资金。”但在这样的财大气粗之下,会干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情,却是令人担忧的。
    
    出自红卫兵“西纠”和“首都联动”的太子党执政者的名单更长,这里不赘。在反对“血统论”的英雄遇罗克1970年3月5日被杀害的26年后,“血统论”的发明者谭力夫(其父是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1996年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主任。又比如涉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前招商局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秦晓,就是著名的红卫兵“西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组织头目。太子党成为中国大陆政坛、经济领域一个异常凸显的利益集团,他们的权力渗透到中国的各个省以至中央政府,当然也包括军队、大型国企。并且严重地影响到中国政经走向。
    
    难怪今天的人们仍相当普遍地把人民群众与太子党的矛盾比作“出身论”与“血统论”斗争的继续。把“血统论”的推行作为今日太子党在当年文革中一次流产了的掌权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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