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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浦:不能含糊!反独裁运动要支持党国经济崛起吗?
(博讯北京时间2019年7月10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反独裁运动是否要支持党国经济崛起
    ——兼谈多数国内中产阶层对不公不义的沉默
    

     清 流 浦
    
    2019年6月29日 ,博讯登载了冯崇义先生(以下简称冯)与李伟东先生(以下简称李)的公开通讯,提出了一个有意义而尖锐的问题:反独裁运动是否要支持中共的“经济崛起”。冯认为,中共的作为不存在真正国家经济意义上的“强势崛起”,崛起的只是,以低人权、低福利、高污染等“优势”换取的中共党国虚假经济繁荣,因此,崛起论是对中共这些年经济回光返照的误判。冯认为,国内的经济变化并没有改变中共正遵循着一条“民变、兵变到政变的轨迹”在发展,却没有正面回应如何应对中共的经济崛起问题。李则认为,国内近些年的“经济崛起”是一种事实。他担忧的是,“反对运动如果存了一颗非把中国经济搞垮,最好能让美国对中国开战,并且支持一切可能挑起热战的港台边疆分裂运动,中国普罗大众的民心是不会跟着这种反对运动走的。”因此,李实际上是主张支持中共经济崛起的,虽然他没有直说。冯的道理虽不错,但原则化的道理没有说服李的担忧。在如何对待美国对中共的制裁背景下,对既希望推翻中共专制,又希望变革不要太大冲击国内老百姓经济生活的变革者和运动,这个问题确实有其现实性和复杂性。
    
    是否要支持中共经济崛起的复杂性就在于,如果按冯的主张,反对或不支持中共的崛起论,或不对美国的制裁表示态度,反独裁运动就与生活在“中国崛起”,并得到生活改善的国内普通民众发生利益矛盾;但如果反独裁运动和人士支持中共的经济崛起,结果并不会产生李认为的“极权随着经济成长更加强大,(反对运动就)有了更多的应对反抗的经济技术手段”。相反的可能性是,中共在崛起过程中,会更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经济的张力是否真能使“生产关系再也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增长了”,产生冲破极权外壳的效果,其可能性应该与李的推测相反。值得借鉴的历史是,希特勒专制统治由经济崛起得以强化,如果不是二战失败,其极权外壳并不会被冲破。1989年后,邓小平的经济发展和权力专制“两手硬”,也是一个证例。于是出现了一个悖论,反对中共的“中国崛起论”和支持权贵独裁经济崛起,似乎都会有利于中共独裁集团,而使反独裁运动处于不利前景。换句话,冯和李的观点都很难令反独裁者信服地面对“崛起”难题。
    
    崛起论
    
    “崛起论”——民族崛起,大国崛起,和平崛起,国家崛起,社会主义崛起等各种各样的崛起论,希特勒玩过,斯大林玩过,毛也玩过(超英赶美大跃进),甚至秦始皇和爱新觉罗朝廷都喊崛起。“崛起论”以抽象化的概念模糊了一个内容:为什么而发展和崛起。换句话,经济崛起的结果要达到什么目的。像所有权贵独裁权力一样,中共的国家崛起论也抽去了为中共强化独裁统治的目的和内容。回看2014年前的20几年“经济崛起”,楼堂馆所越造越多,可那些光彩流丽的奢华之所与老百姓有多大关系。与老百姓直接相关的是史无前例的超高维稳费,以崛起为名的强拆和抢夺老百姓的财产;习近平到处大撒币,张扬个人的大国之君威风。经济崛起中,中共权贵集团论亿地盗窃国库,却不让纳税人监督和知道真相;挥霍到财政窟窿百出时,竟要老百姓过苦日子。此等“崛起”是个大骗局。可见,问题的焦点不在是否要支持经济崛起,而在要公开经济崛起中的成果去向,要有可被国民有效监督和透明化的崛起程序。换句话,如果反独裁者跟着独裁者喊崛起,不向老百姓指出权贵集团“崛起论”的本质,反独裁运动中的中共崛起论支持者,不就沦为了权贵独裁的帮衬?!这种反独裁者能清醒被坑害的老百姓吗?能使“中国普罗大众的民心认可这种反对运动”吗?能开启民智和导向文明吗?不能。
    
    权贵统治下的经济崛起不是反独裁运动要针对的目标,反独裁运动要反对的是没有国民监督制度,不受国民舆论监督,即在各种名义掩盖下成果被权贵窃取的“经济崛起”;反对“人大”变成中共权贵的花瓶和装饰品,以掩盖经济发展成果成为庞大维稳费来源的经济崛起。一面被维稳,被奴役,被掠夺;一面却向权贵集团提供“经济崛起”,这样的崛起逻辑相信所有老百姓都不会接受。法西斯德国的教训离我们并不远,希特勒和法西斯党的经济崛起论对老百姓的欺骗性,及其给德国带来的恶果岂能忘记。从这样的观点看,李的“支持崛起”观点显然被套进了权贵的抽象崛起论逻辑。
    
    关于“中产阶层数量增加”必然导致政治变革的欺骗性
    
    还在赵紫阳当政时期就流行一种说法,认为中产阶层是政权稳定的主要基础。因此,中共改革派主张积极地发展经济,扩大中产阶层,以巩固中共的执政基础。六四运动后,中共专权派当道,认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私营企业主)具有自由和独立倾向,是不稳定甚至动摇党集权的基础,开始压制中产阶级。关于中产阶级的政治属性和倾向,及其对中共独裁权力的影响,通过冯李之争又反映出来。李的支持中共崛起论之主要理论基点:“中产阶级更加强大~有朝一日发生追求平权的资产阶级革命”,其目标似乎在反对独裁。而诡异的是,即在同时,中共统治圈里也冒出了,增加中等收入人口数量可以支持中共独裁统治的论点。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来分辨和认识:其一,中共崛起论下形成的中产阶层是中共专权的基础,还是反独裁的力量?其二,中共的经济崛起是否会使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加?
    
    中产阶级是一个可以随经济增长而稳定增加的概念吗?
    2010年有报道说:中国的中产阶层的队伍将不断壮大,到了2020年,在经济的强大驱动下,数字将达到7亿。最近国内专权派中又有人说,目前国内有4亿中等收入人口,未来20年内可以达到8亿。其内在逻辑是,经济发展可以使中产阶层同步不断增加。这个逻辑在经济学上和实际经济计算上都是不成立的。不能成立的一个主要原因在,物价是制衡总收入膨胀的无形之手。物价既制衡货币总量,又制衡总消费波动,因此,也就制衡了中等收入人口量。另一方面在逻辑上,中等永远是个相对概念,中等收入也是个相对概念。上个世纪中期,中国中等收入家庭洗衣服用肥皂,贫困家庭是买不起肥皂的;本世纪肥皂既使对贫困家庭已不是问题,那么,贫困家庭就不存在了吗?依旧存在。1992年前,国内100元收入是中等收入,2018年收入3000至5000元是中等收入,中等收入的标尺在变化,但中等收入人口还是那么多。中等收入人口永远指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的那些人口,与具体数据无关。以国家与国家相比,各国的中等收入水准虽然无法同日而语,可富有的国家有中产阶层,贫困的国家也有中产阶层。就一个国家来说,社会经济收入水平一般都会随着经济总量和质量提高而不断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可以随经济发展而增多。所以,国内有“经济专家”以可以“坐飞机,坐高铁,他们有了自己的汽车”为中等收入水平衡量值,就太不专业了。那么,说再过10年、20年。中等收入人口可以达到N亿,不是忽悠,就是无知。
    
    当然,这不妨碍中共宣传部门把眼前的中等收入设为固定值,来计算未来的中等收入人口;也不妨碍李先生以崛起中的中等收入人口增加来计算中产阶级人数一定会随经济崛起而增长。
    
    当然,如果以摆脱赤贫状况来表示中等收入人口的数量改变,把中产阶层增加作为经济可以基本保障的概念,虽不准确,但可以理解。我们具体看一下近30年来,国内经济“崛起”中的中等收入人口实际变动情况。2018年的国内GDP 90,030.95亿元与1992年的2,719.45亿元相比增长了33倍,而以同期物价指数计算,物价提高了至少10倍。如禽蛋价1992年在0.5元/斤以下,2018年在5.0元/斤以上;加上租房变购房,公费医疗变医疗保险,教育免费变有偿教育等;中共体制下的中等阶层收入数额的提高,与同期国家经济增长比率并不是均衡的,曾经的中产阶层实际消费力相当降低了。以国际社会公认的中产阶层之一的中学教师为例,1992年他们的年收入大概在5300元,2010年提高到38457元/年;2018年再增加到57640元。虽然教师们的工资额绝对数提高很明显,但是,老教师们多数都认为自己的收入并没有崛起。老教师们普遍感觉,过去自己一个人的工资可以养一家5口人;现在拿了10倍以上的工资,两个教师养一个孩子都感到吃力。收入数额增长的约10.9倍,被物价通胀率10倍平衡掉了;而新出现的房贷、医疗保险和教育费等,反使中等收入阶层平添压力,倍感捉衿见肘。就中等收入阶层的变化来说,教师们感到的收入降低真实吗?如果是真实的,与20多年前增长的33倍GDP相比,增长的GDP到哪里去了呢?
    
    首先,通过上万的贪官被揭露,人们知道,GDP的一大块进了权贵们的口袋。众所周知的数据是,因各种原因逐年被清理出的党贪官们的贪赃数额、贪赃官僚的级别和人数,随同GDP一起在增长。党的权贵和权势人物的贪欲令人难以想象的膨胀。“改革开放”之初的千元贪污犯,到2018年时竟成了官僚中的“清廉”人物。2013年中共权贵之一的薄熙来因争权落难,中共审判中确认其受贿金额2179万元,贪污500万元;其后的中常委周永康、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等贪赃以亿计算。坊间传说的中共各权贵家族的财产之多,几乎都是薄熙来的倍数。第二,GDP中的一部分确实如改革派所说,用来作为扩大中产阶层人口的资源,用来解决赤贫人口的问题了。但是,这个扩大的中产阶层却更有名堂。
    
    按收入来源区分,中产阶层(不是中产阶级)可分为两大类型:一部分属企业经济型,是市场中产阶层;另一部分,收入来源靠财政,属政府财政型中产阶层,被习近平称为“吃党饭”的中产阶层;国企吃的是国资委的饭,国企白领也属于财政型中产阶层。1982年前,国内的经济主体是大大小小的国企,中等收入以上人口的经济来源都极度依赖中央和地方财政,所以,中产阶层基本都属于吃党饭的人口。胡赵市场化改革最大的改变就在,通过扩大私营企业,扩大了市场经济成分和市场性中产阶层人口量;同时,也根本性地扩大了政府财政收入。此其一;其二是,在依靠财政的中产阶层中又可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惠民部分,如教师、普通管理国家经济的公务员、国家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等;另一部分是所谓支撑党的“政权建设”的部分,如警察、军队、专制政权宣传部门人员(非新闻人员)等。我们看一下1992年与2018年的财政在这两类人之间的分配情况,就可以知道GDP增长的去向了。财政部报告,1992年,国家财政总收入4188.97亿元,其中支出事业发展和社会保障支出1071.01亿元,农林水事业费121.57亿元,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789.47亿元,抚恤和社会救济支出66.24亿元,总共投资2048.29亿元;国家政权建设支出847.18亿元(包括公检法、武警部队和国防支出)。两方面之比是2048.29:847.18,“民生”与“政权建设”之比约等于2.4:1。26年后的情况发生了巨大逆转。2018年中央财政收入85447亿元,加地方财政,总收入183352亿元;其中国防支出11069.51亿元,公共安全支出1991.1亿元,两项共13060.61亿元;教育支出1711.22亿元,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453.88亿元(中央垂直管理部门),两项共3165.1亿元。需要知道,一,这些数据有大量掩盖政府官僚消耗的部分;二,有大量掩盖维稳开支的部分,如维稳和军事科研被记入了企业活动;即是说,政府财政与市场收支混合,最大量地掩盖着国防和维稳账目。仅从2018年中央财政支出的13060.61亿元与3165.1亿元之比,即“民生”与“政权建设”的1:4.1,我们就可以知道,由国家财政供养的中产阶层主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尽管习近平把武警归入了军队,表面上降低了对内镇压的人员和费用,但实际上中共把增加的财政主要投向了军警,使军警人口成为倍数于教师和普通公务员的中产阶层,还是一目了然的。换句话,26年增加的财政收入,主要投向了支撑党的“政权建设”方面。在这样的策划下,经济崛起带来的财政性中产阶层人口增加显然就提高了中共的独裁专制力量,而不是惠民的财政中产阶层。
    
    更重要的是,在“市场化”的经济崛起过程中,中共事实上通过权力和官僚资本的资源垄断方式,占据了国内市场中私营企业的主体。习近平更以法规方式把党支部强制性地建立到大中民营企业的中产阶层中去,连民营企业的中产阶层都一起控制了。
    
    一般说,摆脱赤贫后的“中产”人口增加是有利于一国的经济稳定、人心稳定和民智文化提高的,但其前提是在市场经济不受权力控制和具备文化思想开放的环境条件下。如果在新独裁——法西斯的、列宁主义的、某些原教旨主义体制下,尤其是在具有迷惑性的中共独裁条件下,中等收入人口增加可能主要就是军警特增加,是为权贵统治服务的办事员、“公务员”增加,是专制活动经费增加,而不是个人和群体权利因素的增加。看看中共现在的网络和思想统治,其高昂的经费是哪里来的?来自于经济崛起。譬如,在专制财政成倍增加的基础上,近些年新增加了一大批中等收入人口,他们年青而有专业技术,却为权贵集团限制网络和管控思想自由,他们是党专制和权贵独裁的奴才。可见,李先生的中共经济崛起可以带来中产阶级变革的设想与现实有多大距离。通过支持中共经济崛起提高中等收入人口,再由中产阶层推动国家民主民权和独立法制的论点,不但站不住脚,而且有害中国本次大变革。
    
    中产阶级与中等收入人口是两个概念
    
    这里,笔者觉得有必要澄清中产阶级与中等收入人口(中产阶层、中等阶层)的概念。在许多人的概念里,中等收入人口即等于中产阶级。这也是导致李先生认为可以支持中共“崛起论”的一个认知原因。什么是中产阶级呢?“中产阶级”的概念产生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据说,“中产阶级”概念最早出现在詹姆斯•布拉德肖( James bradshaw) 1745年撰写的《防止爱尔兰羊毛进入法国》一书中,指当时介于贵族与农民之间的,有钱无权的一个阶层——资产阶级。他们后来发起了法国大革命。维基百科的定义是:“中产阶级(英语:middle class)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阶层。在现代社会中,指拥有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例如有稳定且较高薪酬的工作,在现代社会之中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起很大的作用,也可以被称作小康阶级,但有时贫富差距大时可能位于社会中间收入却不高。······中产阶级的界定因素随各国有所分别,但基本上多以收入及拥有资产作界定,其他因素则包括教育、专业地位、拥有住屋或文化等。例如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多数可跻身中产阶级的行业。”无论从中产阶级名称的产生,还是在后期的理论定义说,中产阶级都有两个标准:其一是“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另一个是“教育、专业地位”。前者指中产阶级的经济不依赖政治和资本势力,后者指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独立思考能力。然而,必须指出,这样的中产阶级概念对实行党权贵垄断经济和政治思想专制下的中国并不完全适用。一方面,在现今中共体制下并不存在维基百科定义中默认的自由经济和非思想专制条件。如前面所说,中共以高压体制方式和信息、思想欺骗宣传全面管制了社会,特别对国内中等收入人口,于是造成了一种只有中等收入人口,却没有独立思想和思辨力的中产阶层的状况。另一方面,维基百科的定义本身弱化了中产阶级的主要特征:独立性——经济独立、利益独立和认知水平独立。联系到现在中国的情况,如果以“处于社会中等收入水平的阶级”来论,中产阶级除了有教师、律师、医生、企业白领、自由职业者、中小企业主,也可以包括军警、公务员;如果以独立性来论,党专制权力下的政府人员、军警、法官、国企高官等显然就不具有独立性特征,不属于中产阶级。
    
    1992年后,邓江李的所谓“改革开放”完全改变了胡赵时向市场化和现代文明法制改革的方针。邓江李的“改革开放”不再有民主和法制内容,不是向自由公平的市场经济方向改,而是向党权贵垄断的假市场经济的方向“改革”。官僚私有改革后,从国有企业到私营企业都被党权贵和各级党官僚们把持。既使如福耀玻璃集团之类主体民营的企业和外资(包括台港)企业,在中共掌握的上下游经济、资本官僚化和许可证、市场准入等机构控制、干预下,其所有权也不是完全独立的。中小民企老板和企业白领实际上都要讨好官僚资本和官员,也就是依附于党权贵才能存在。何况还有中共对整个社会的信息和思想控制。习近平的全面姓党和“不许砸锅”论,把教师和所有拿中共“工薪”的中等收入人口都纳入其控制范围。这种控制造成了一种社会收入与独立人格的分割状态,收入越高对党权贵越顺从,越离不开中共的奴化体制。如同宦官离开朝廷就不能活。在民主法规的市场条件下,中等收入人口具有很高的经济独立自发性,因为,独立的自由经济提供了很强的独立人格和思想空间,塑造出一个精神诉求独立的中产阶级。但是,在中共独裁体制下,权贵经济和政治条件只允许奴性人格和没有独立思想的中等收入人口存在,而不允许这个中等收入阶层变成经济、思想独立和具有独立人格的群体——中产阶级。现在国内发生的许多事实——相当部分的中等收入人口满足吃喝玩乐的状态——告诉人们,如果以思想独立和人格独立为中产阶级的标志,中共权贵政治和经济下的中等收入人口就与理论定义的“中产阶级”概念无缘了。中共独裁体制下的中等收入人口只是指经济收入水平,没有中产阶级概念中的人格独立涵义:不依赖于政治和资本权势的独立经济来源,独立于统治集团的社会秩序诉求、自由独立的思想。这个中等收入阶层主体上只是权贵集团的奴仆和附庸。
    
    回到我们的本题上,因此,有必要把中共集权下的中等收入人口与中产阶级分为两个概念:中等收入人口中的附庸人口只能称“中产阶层”,仅指经济收入水平处以总收入中间水平的人群;“中产阶级”则不仅是摆脱了贫困的人口,更主要指经济独立于独裁权力,追求思想自由,追求社会秩序和法律公道独立的群体。党独裁体制下的中等收入阶层不但不会自发转变为独立的中产阶级,相反,却会变成维护权贵体制的奴才和附庸。看看现在国内中等收入人口对现行权贵专制的政治态度,其中相当多人都持维护一党专制的立场,或者说,这些中等既得利益者比权贵集团更“自觉”地需要中共体制,尽管他们非常了解一党专制的腐朽和贪婪,因为,他们与党体制存在一损俱损的关系。所谓的“自甘五”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作为接触过外部文明知识的个人,他们并不是不知道文明对中国的未来和自己的后代多么重要,但他们的眼前利益都要依靠党独裁体制才能维持,因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选择了自甘五的政治立场。这也说明中共独裁集团将中等收入人口变为奴才的政策相当有效。同时也说明,李先生所说的中共崛起后的“中产阶级”增加,实际上只是“中等收入人口”增加,不是自由意志和势力增加。按这些年中共高压控制的实际效果看,党国的经济崛起并没有必然形成具有独立性特征的中产阶级,而是扩大了附庸型的中等收入人口。如此“崛起”的结果不可能产生香港式的中产阶级大游行,只会使整个中国社会更深地陷入党权贵专制的深渊。
    
    如果按李的观点支持中共崛起,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人口成为党独裁体制拥护者的后果是,党权贵和独裁领袖的权力欲将随一个庞大的奴性人口增加而加速膨胀;就如同80多年前希特勒和斯大林身上发生的事情那样,中共独裁者也会被自己的“强大经济”和疯狂的支持群体所推动,促发中共权贵统治世界的幻想。习近平的“中国梦”就显示出了这样的因素影响,只不过他错误地判断了财政经济实力和中等阶层中的奴性人数。如果不是习近平的愚蠢过早暴露了中共独裁体制的实质,再过10年、20年后,以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加上专制统治的“效率”会给中国和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不可能的。
    
    反独裁运动与中产阶层的碰撞难以避免?
    
    胡赵(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开放夭折后,1992年邓小平重新又发起了“改革开放”。这里我们不说邓为什么要再发起改革开放,只说1992年后的改革开放与胡赵的改革开放,本质是根本不同的。胡赵的改革开放目标是民主、法制、富强;邓的“经济改革”事实上要实现的是党权贵型经济,即由党垄断(国企)改为官僚私有集团控制为主的经济。加上他坚持政府必须由党领导,属于党,之后,江、胡、习就通过税收,外汇控制方式,官僚资本通过割韭菜式金融(包括股市、B2B和银行诈骗)方式,以及军警匪等通过敲诈勒索手段,使庞大的经济成果实际上就被权贵掠夺一空。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权贵财政圈养关系所决定,权贵和官僚便把中等收入人口的主体变成了党的附庸。国内中产阶层人口都不具有中产阶级的独立和反独裁专制统治的能力和特征,开明和有独立思想的人士则被军警(中产阶层中的主体部分)打压,甚至被剥夺了生存来源;多数中产阶层为保全既得财产而选择沉默,甚或维护既有体制。
    
    不错,中国已经有了一个远比30年前多得多“中产阶层”,这个附庸于权贵统治的中产阶层证明的是法西斯式专制崛起,而不是公民社会的民主崛起。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需要有一个真正的中产阶级,不是享受专制党和官僚恩惠的中产阶层。这个独立的中产阶级现在在哪里?在海外、在台湾、在香港。这似乎又回到了百年前孙中山发起辛亥革命时的局面,不同的是,当时具有民权意识的国内中产阶级,现在“被纳粹化”了(这个词用得有点恐怖,但这是实际情况)。由于现在国内中共权贵集团还在利用经济和政治控制手法扩大附庸型的中产阶层,又由于人格和精神独立的中产阶级不可能在中共的党权贵垄断经济体制崛起中产生,因此,从我们的子子孙孙生活的自由、公正、民主法制的环境考虑,也从避免一场大毁灭性的新法西斯战争考虑,从中国和世界的文明前途考虑,反抗力量——台湾、香港、海外反独裁运动、西藏、新疆和国内所有有良知的人士只能团结起来,结成反独裁“统一战线”,并与世界反独裁反专制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抑制中共专制经济发展,使中共官僚机制无力继续扩大维稳费和军警匪人员。这个过程中,反独裁运动和人士可能避免与一个已经足够庞大的附庸型中等收入人口发生碰撞吗?非常难。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会造成国内的失业率上升,物价通胀,人民币汇率贬值,股价跌跌不休等情况,国内中等收入人口会减少;同时,权贵政治集团会利用自己控制的国家宣传和网络工具,扭曲整个对抗的实质和真相;中共还会像德国纳粹一样发动党国主义,并以党国主义挑动民族、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的对抗情绪,造成排外情绪上涨。什么“卖港贼”、“叛徒”、“间谍”、“第五纵队”之类的帽子会满天飞。反独裁运动支持制裁,当然就会被国内中产阶层视为异己力量,并不可避免地与国内中产阶层中的多数发生矛盾。国内反独裁人士的处境就会像德国纳粹时期一样,被孤立和打击。当然,历史是不会完全相同的,经历过毛氏专制的一代人大部分还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独裁的否定影响还在,胡赵改革开放的影响力已经深入人心,加上世界信息化已经不可逆转,中共权贵终有再大的收买能力,也不可能像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那样完全控制社会观念形态了。矛盾的是,国内中产阶层虽然在利益上已经被捆绑,党体制的削弱一定会影响到大部分中等收入家庭和个人,但他们思想上并不完全认同权贵独裁专制,所以,现在在中产阶层家庭和旧朋友间发生的观念冲突,都表现出犹豫和欲言又止的状况。同时,随着经济下滑和专制环境越来越恶劣,利益受损的中产阶层也会越来越强烈地聚焦权贵的贪腐,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下降与权贵奢侈间的对照更会激化民众不满。这种既排外又反权贵独裁的混乱情况,最后将会随着中共专制集团经济长久和全面萎靡不振而发生变化,国内老百姓反权贵侵吞,反监守自盗,反高压政治,反警察恐怖和土匪化,要工作,要生活保障等等诉求将汇聚到一起,人们对党独裁统治的腐败、高压和无能否定情绪会再次高涨。
    
    中国需要发展和富强,也会再次崛起,但绝不是在支持权贵统治下的法西斯式崛起。结束中共独裁体制,结束以经济手段迫使人们不得不附从于权力和资本的经济体制,使自己能够自立自强和共同富裕,是每个中国人都期望的结果,相信这也包括中等阶层的军警和公务员。看看现在的权贵政治和经济体制,它一面通过盘剥纳税人给自己建造了金屋玉器;另一方面这个不产出任何产品的权贵集团却厚颜无耻地说,自己养活了国人,富强了国家。实际上他们是用老百姓的税养了一个服务于自己的中产阶层,然后,再通过把这些人组织成可以镇压和保卫自己的部分,使国民分裂为镇压与被镇压两部分。作为军警和“公务员”中的许多人并未意识到,更凶险的阴谋还在于,出于更广泛的掠夺和控制欲,野心勃勃的党权贵集团还在把更多国民变成奴性化的中产阶层,并准备让他们在国际扩张中去“为党国英勇献身”。从这个全局来说,李先生的“支持中共经济崛起论”不仅是对历史过程和全局的糊涂,而且,客观上配合了中宣部,迷惑了国内的中产阶层。
    
    现在世界已经进入地球村时代,每个国家的内政都是影响世界前途的一部分,绝对的国家内政已经不存在了。两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就已经明白了,世界已经不存在什么孤立的“国家内政”,特别是那些侵犯性很强的独裁制度国家。专制独裁势力的崛起就意味着整个世界的不安宁和灾难。所以,干预和制止独裁专制国家的“崛起”是全世界各国的事,与其斗争是全世界人民的事。现在各民主国家每年要集体纪念反法西斯胜利,大家难道只是为了纪念逝去的历史吗?No,其中应有之义在于警惕历史重演,警惕新的法西斯因素卷土重来。中共现在的“独裁崛起”就是这样的因素。
     2019.07.09
    
    附:
    
    一、冯崇义回复李伟东公开信:中国宪政转型变局及因应之道
    
    (博讯北京时间2019年6月29日 )
    
    伟东兄,
     多谢仁兄日前拨冗到哥伦比亚大学参加我的讲座并提供宝贵的反馈,黎安友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我人在途次,又没上推特,今天才收到友人转来的公开信,迟复为歉。兹按仁兄所议四个问题,匆匆回应,望能释疑义于万一。
     第一,中共极权党国是正在崛起还是处于崩溃前夜?世事纷纭,做出准确的事实判断,实非易事。仁兄的崛起论,显然是因为思维和理论框架的陈陋而造成误判,误将中共党国的垂死挣扎和回光返照当成强势崛起。中共党国1989年通过极其野蛮的血腥屠杀和镇压,清洗体制内外的自由民主力量而侥幸渡过危机、避免了伴随其它共产党国一起崩溃的命运。此后阴差阳错,依靠暴政条件下的低人权、低福利、高污染等“优势”,搭上全球化的便车,成为全球资金、技术、产业大转移的洼地,取得工业化和城市化历史进程中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而且,由于国际资本的扶持和民主国家的绥靖,中共党国在全球化时代走出了没有自由民主也获得经济繁荣的“中国道路”。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改变在毛泽东病亡、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已经从极权社会演变为后极权社会的基本格局。极权社会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一元化,后极权社会只有政治上勉强维持一元化(不允许政治反对派的合法生存和发展),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都形成了半多元的局面。从极权社会到后极权社会的这种演变,源于体制内外的合力,一面是极权体制自身的衰败松动,另一面是社会力量在抵抗与博弈中夺得半壁江山。中共党国极权体制自身自上而下的衰败,始于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已经严重分化的党国统治集团,为了自身的生命安全和避免经济崩溃,放弃了“革命合法性”而转向“绩效合法性”,结束了由最高领袖掌握所有人生杀予夺之权的个人崇拜,逐步出让空间让个体和社会恢复活力、创造财富。民间社会力量则在党国被迫“去极权化”的过程中复苏,在经济、社会、文化甚至于政治等各个领域不断攻城夺地,占领地盘、拓展空间、壮大力量。
     我在别的文章中一再指出,时下中国的极权主义回潮,只是红二代的垂死挣扎。我所说的红二代,不是生物学概念,而是政治学概念。不是指生物意义上继承第一代红色血统的所有人,而是指具有第一代红色血统的人群中那些信仰父辈打江山、儿女坐江山的野蛮信条,相信他们有资格集体世袭党国权力、有“使命”维护“红色江山万年红”的权力狂和利禄之徒。他们带着对“失乐园”的伤痛、对宪政转型的恐惧、对永久掌握和垄断权力的迷梦,倒行逆施,试图阻断中国走向宪政的历史进程、将中国从后极权社会重新拉回到极权社会中去。这只是痴心妄想,因为中共党国的败亡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习近平步毛泽东之后尘,试图将自己装扮成雄才大略的伟大领袖。然而,他自己和他的仆从们所鼓噪的个人崇拜,收获的不是当年的愚民们对毛泽东的迷信和愚忠,而是对“习包子”、“庆丰帝”的嘲笑。习近平及其鹰犬们妄图通过“铁腕反腐”来剪除政敌、定于一尊,此举尽管由于对手们的窝囊而获得一定成功,但选择性反贪和以黑治国,并不能真正为习近平立威,而是使他成为广泛受到憎恨的暴君,并且激化“赵家人”和寒门官员的矛盾对立。红二代们妄图通过重振举国体制、做大做强国企来强化他们的政权基础,但违反经济规律的倒行逆施恰恰是进一步恶化正在走向尽头的增长模式,造成天怒人怨。狂妄无知的红二代们妄图裹挟民族主义狂热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但是他们咄咄逼人的虚妄之举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反弹,而且终于迫使世界民主阵营奋起应战、对中共党国长期单方面进行的第二次冷战作出战略调整。更为重要的是,受中共党国残害的几亿冤民(各类访民、各种教徒、退伍军人、环境难民、金融难民等等)已逐步变成觉醒的、人心思变的公民,勇敢地投身维权事业并形成政治倾向;由自由知识分子、民运人士、党内开明派(民主派)、自由派传教士、维权律师、草根维权领袖等多路人马构成的自由主义阵营已经形成宪政共识,在中国宪政转型的大业中共襄盛举。就力量对比而言,民主阵营对专制阵营的优势显而易见,关键在于能否整合力量放手一搏。
     第二,追求中国宪政大业的健康力量是否应该彻底抛弃荒谬的经济决定论而全力投身政治博弈?世人受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毒害很深,常常不顾历史事实大放厥词、自欺欺人。世界共产主义政权的兴衰史实,最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荒谬。1988年,全世界的共产党政权或“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多达47个。我们知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这些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前,没有一个国家具有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这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条件”。而且,遍布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千差万别、没有共同性而言。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哪来的“经济决定”?至于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推导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无稽之谈,因为这些国家,包括最发达的俄国在内,在革命之前根本就没有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产业无产阶级。这些国家之所以建立起共产党政权或“社会主义国家”,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一个不择手段的共产党在政治斗争和内战中取胜、夺权窃国。胜利的共产党人冒称无产阶级,在千差万别的经济和文化条件下将“社会主义制度”强加于整个社会。
     同样,共产党政权或“社会主义国家”在1989-1991年“苏东波”中纷纷崩溃、走向宪政转型,也不是受“经济决定”或者在“中产阶级”带领下改天换地。各国的变天,既不是因为经济成长“冲破极权的外壳”,也不是因为经济崩溃促使江山易手。说是“中产阶级”造反成功,更加无从说起,因为在普遍的公有制国有制之下根本就不可能有强大的”中产阶级“。“苏东波”的到来,是体制内外开明健康力量的政治杰作,他们人心思变、普遍认定“变了不一定好、但不变一定不好”,因而便义无反顾地各显神通、推倒党国、创建宪政。
     第三,中国宪政转型的具体方案,不需要你我“精英”闭门造车。有世界各国四百多年来在各种经济文化背景实现宪政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有国人追求宪政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所形成的深厚积累,有最近几十年来国人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搏击和广泛吸收,加上中国自由主义学派几十年来的经营传播,国人的观念水位已相当可观,人权观念、法治思维、民主诉求、宪政共识,都早已足以支撑中国的宪政转型。2012年前后,中国社会的自由主义宪政、儒家宪政和宪政社会主义三大思潮相互激荡,可谓甚嚣尘上。尽管国运不佳,这些宪政思潮和公民社会为包帝所压、未得伸张,但“地火在地下奔突”、势不可挡。中国宪政的蓝图,光就宪法文本而言,坊间在所多有。《中华民国宪法》、《零八宪章》、去掉序言和正文第一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都可以作为未来制宪的参照文本。
     第四,仁兄近年的崛起论,无论本意如何,客观上是对反对运动泼冷水、给中国宪政转型搅局。我长期关注社会运动理论,深知大众投身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除了义愤填膺,第二大元素是满怀希望与信心。早就冤民遍地、高人辈出而较量仍很残酷的中国,成功的希望和必胜的信心更为重要。我不是革命党人,并不号召革命。但从学者的角度观察,民变、兵变到政变,是“第三波民主”以来各国宪政转型的重要轨迹之一, 很多人拥抱成本低、代价小的和平革命来除旧布新。我等自由主义圣徒的责任,是竭尽全力尽早促成中国宪政转型,为国人和世人提供宪政民主这一人人可以平等公享的公共品。其实,三十年前的中国民运,遵循的正是民变、兵变到政变的轨迹,可惜功败垂成。民变开局之盛,举世无双;二十万大军开枪屠者寥寥无几,抗命兵变蓄势待发;可惜抗议民众与体制内开明健康力量没有相互配合、良性互动,丧失保存实力或政变转型之良机。
     坊间时下流行的两种谬论,非常有害。一种是悲观绝望的失败主义,胡乱夸大体制的稳定性,不顾党国百孔千疮、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的现实。另一种是妄自菲薄的种族主义,胡乱预言中国宪政必定天下大乱,不顾同文同种的台湾民主转型在开党禁和报禁之后秩序井然、连一条人命都没有损害的事实,也不顾党国制度下的苏联东欧各国(除南斯拉夫的特例外)民主转型的基本事实是军队和警察在一夜之间全部实现国家化、国家机构都正常运转、各行各业按部就班。
     当今世界的唯一极权党国北朝鲜以及中国等四个后极权党国,败局已定,只是苟延残喘而已。党国当局如果稍有智慧,早就该顺应世道人心、寻求退出机制。负隅顽抗而增加宪政转型之成本和代价,不是愚妄之至,便是大奸大恶。我所说的“党国没有红三代”,不是指红二代不再在生物学意义上传宗接代,而是指红二代窃国所形成的党政军权力网络和格局,无论他们如何折腾,都必定在他们这一代了结而无法向他们的下一代传承。红二代很快就会退出历史舞台,为了避免在谁都不服谁的丛林恶斗中同归于尽,能够保证生命财产安全而又能为各方接受的国家权力交接方式,唯有宪政规则和秩序。学界的有识之士,必须帮助国人和世人认清大势。对中国宪政转型的失败主义判断和种族主义预测,没有历史事实依据。以兄之智,本不宜给这些虚妄的判断和预测做理论包装。不尽欲言,不知仁兄以为然否。
    
     二、李伟东致冯崇义的公开信
    
     致冯崇义
     崇义兄:昨天没能酒叙,好好聊聊,原因如博树所说,非常抱歉。希望兄能赐稿,谢谢🙏
     另外,昨天兄在会上对我们的批评,因当时场上多人交叉说话,无法清晰表达我的回应,现写下几条,供你参考评议:
     1,反对运动多年建立在中国崩溃的假设前提上,无视中国经济崛起的事实,始终沿着促使经济崩溃~甚至帮助一切外国力量不问是非打击中国经济,或把中国描述成经济崩溃前夕,以图激起民变、兵变最后导致政变。这个思路仍是农民造反思路,但追随者甚寡,始终不能如愿。这说明民众根据自己的感受,不信服这套叙事逻辑,革命不能建立在谎言或对事实视而不见的前提上,那是自欺欺人。因而我不接受你关于我们对中国日益崛起的事实认定是对反对运动泼冷水、误导反对运动丧失斗志的批评。这种认不清前提条件的反对运动,得不到民众和社会精英的广泛支持,需要认真反思。
     2,多年来,我们一直认为民主制度与经济成长正相关,而极权制度必与经济衰退正相关,不会既极权又增长。但过去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正在颠覆我们的传统认知。经济成长了,极权也随之强大了,这似乎很矛盾。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经济成长带来的民权觉醒给极权带来的压力,使它为了维持统治而日益走向极端,而经济的张力会逐步冲破极权的外壳“生产关系再也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增长了”。我们恰恰应该更加促使它经济增长,使中产阶级更加强大~有朝一日发生追求平权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压制它唱衰它。中国崛起有何不好?说明它离甩掉极权外壳的日子不远了。
     3,极权随着经济成长也更加强大,有了更多的应对反抗的经济技术手段,这是事实,但并不可怕也不必绝望,因为平权需求在人心且日益觉醒。极权国主动拥抱全球化,维护全球化,会更加促使普世价值渗入这个国度,会让全球帮助和促使这个国度逐步民主化。反对运动更正确的方式应该是鼓励中国经济成长和融入全球化,全球化逆向带来的文明规则是无法阻挡和非适应不可的。
     4,反对运动如果存了一颗非把中国经济搞垮,最好能让美国对中国开战,并且支持一切可能挑起热战的港台边疆分裂运动,中国普罗大众的民心是不会跟着这种反对运动走的。只有告诉大众,现在日子虽然好些了,但你们的基本权利仍无保障,只有建成民主制度~这个制度怎么能在中国出现又不带来动荡需要具体描述和展示路线图,才能根本保障民权。我们不需要民众变成饥民,因破产而造反,我们需要提高他们的民权意识~这恰恰是反对派需要做的基本功,追随反对派一起促进民主化。
     我们为了实现这个促醒中国内生民主动能的目标,会与精英人士多次研讨目标模式和过度路线图,找到一条可以让广大民众支持我们路线,补上反对运动多年缺失的功课。希望你能参与。
     由于咱们的争论,涉及我们长期以来与反对运动的路线分歧,也是我们未来研讨的主要方向,所以我会抄送给相关朋友,以做为我们未来研讨的基础。
     谢谢崇义兄!期待你的批评。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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