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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魏京生徐文立等“民主墙”运动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2月03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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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十年是中国极权主义阵发性巅峰(最疯狂的)时期。在此期间,全社会臣服于毛泽东一人意志之下。西方学者称有40-100万人死于这场浩劫[1]。1976年,周恩来之死打破了微妙的心理平衡,一部分城市居民开始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四五运动”暴露了毛体制的脆弱和民众的普遍不满,他们第一次要求公开表达自己的心声。毛泽东死后,中国政治发生了重大转折。

    
    尽管这一历史时期距离今天不到30年,但官方对历史真相的掩盖、对媒体和出版业的严厉管制以及对大、中学校学生的洗脑教育,扭曲了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认知。尤其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来讲,1979年出现的争取民主自由的“民主墙运动”(海外多称之为“北京之春”)究竟是怎么回事,许多人几乎一无所知。即便有保存下来的相关文字记载,在国内也无法出版或发表。本文根据国内外的相关史料,介绍这一段历史,希望有助于读者了解当代中国政治史上一个重要历史转折时期所发生的这一历史事件之真相,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历史地位。
    
    一、华国锋与邓小平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寿终正寝。随之而来的继位之战以华国锋的胜利而告终。这一切得益于叶剑英元帅的扶危,没有叶的支持,华国锋不可能凭自己的实力排除“四人帮”。“四人帮”的被捕让北京民众兴奋不已,因为它意味着苦不堪言的左派政治的终结。华国锋的权力合法性仅仅来自毛泽东的一句话:“你办事,我放心”。然而,从这句话里华国锋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要逮捕被称为“四人帮”的政治局重要成员、尤其是江青──毛泽东的遗孀。按照极权统治的逻辑,如果想去掉政变之嫌,这次逮捕就不得不从意识形态上寻找合法性。换言之,“四人帮”的覆灭应该伴随着一次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转向,解除左派的职务就必须宣告“文革”激进政治的终结。
    
    受苦于生活匮乏的所有中国人,包括各级干部,都厌倦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运动,强烈地期待着改变。但从1976年10月到1977年4月,中国却没有任何进步可言,相反,以华国锋为首的新领导集团加强了毛泽东的强硬路线。这一立场粉碎了那些在“文革”中遭到打击的各级干部平反复职的希望,其中就包括邓小平。然而,与邓小平相比,华国锋显然不是对手,因为邓小平在军队和高级干部中颇受拥戴。在党内和军方当权者的支持下,邓小平重新回到权力中心。当时仍然掌握最高权力的华国锋有两个选择:要么认同当时民众与干部的主流看法寻求政治变革,而这会动摇他的合法性来源;要么作为毛泽东正统理论的继承者坚持毛的基本路线,但此举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必然失去部分干部的支持。前一种选择对华国锋来说无异于政治自杀;而后一种选择则意味着一场危机四伏的政治斗争,但至少他不会一开始就输。因此华国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1976年12月,华国锋宣布,毛泽东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的伟大贡献,“文化大革命”是该理论的伟大实践。毛的这一所谓“理论”是“文革”的意识形态基础与合法性来源,它培育民众之间的相互仇恨,教唆恐怖与暴力,既反对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又反对知识分子,甚至打击所有不服从领袖意愿的人。它把这种“红色恐怖”合法化,声称贯彻这一观点的许多滔天罪行都是进步与道德的。当然,灌输这种意识形态还需要两种政治手段,一是通过大规模社会动员并利用群众运动“改造”斗争对象,另一手段则是赤裸裸的政治恐怖。这是共产主义极权体制运行的基本特征。
    
    华国锋重申毛的这一理论,事实上表明他站到了“文革”捍卫者的立场上。当时党内高层也存在着要求全盘否定“文革”的压力。双方妥协的结果是,中共中央于1977年8月在党的“十一大”上宣布“文革”结束了,结束的时间以“四人帮”被逮捕的那一天为准。中共中央的正式说法试图把“文革”的灾难性后果归罪于“四人帮”,同时又不要全盘否定“文革”,因此华国锋表示,“四人帮”的倒台是“文革”的伟大胜利[2],他甚至在“十一大”报告中宣布,中共不排除在必要时候重新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可能,8年10年以后,如毛泽东从前指出的一样,可以再来一次。这样华国锋所代表的保守势力就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了邓小平的头上。
    
    对邓小平来说,复出只是重新获得最高权力的第一步,而华国锋则是邓通往这一目标的最大障碍。然而,华国锋受到毛泽东钦定接班人这一光环以及其作为毛泽东思想坚定捍卫者这一立场的保护。要夺取华国锋的权力而又不全面否定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共的意识形态支柱,邓小平就必须与华国锋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把自己扮演成毛泽东正统思想的代表人物,同时又需要利用民间追求自由民主的呼声为自己赢得声势。当时邓小平尽可能地团结潜在的盟友,如受到毛泽东迫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甚至也包括异议人士。1978年在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主持下发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和在北京出现的“西单民主墙”以及民间政治活动,大大地削弱了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汪东兴等保守势力的政治影响,邓小平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权。1980年11月,华国锋被迫辞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邓小平很快成为中国的一号人物。
    
    二、短暂的“思想解放”
    
    胡耀邦[3]于1977年3月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他于同年7月创办了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杂志。1978年5月10日该杂志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翌日,《光明日报》以“本报评论员”署名刊发。第三天,《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也刊登了这篇文章。文章共分4部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该文是邓小平、胡耀邦及其追随者的“实用主义”与华国锋、汪东兴等“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公开交锋。它部分地否定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观点,成为“非毛化”的发端,为给老干部平反提供了依据,又藉此重饰共产党的形像。邓小平得到了军队和相当部分干部的支持,但也遇到了抵制,最严厉的谴责来自前中央警卫局局长、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汪指责该文作者冒犯毛泽东思想,有损于党的领导。汪东兴就此事发布了3条指示:1、不要砍旗子;2、不要丢刀子;3、不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弯。[4]在汪的话语里,“旗子”象征着民众在共产党治下的认同与统一,这是意识形态需要;“刀子”是专制制度的镇压工具;最后一点则是强调要保持对毛的忠诚,至少表面上看起来要使政策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其实,就实质而言,在这3点上实用主义者与教条主义者并无分歧,后来邓小平对异议人士采取铁腕政策就证明了这点。1978年邓小平阵营与华国锋、汪东兴阵营的对垒,其实是借意识形态讨论争夺政治主导权。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口号夺取了政治权力后,邓小平就再也不允许人们继续“思想解放”、用实践这个“唯一标准”来衡量80年代以后的施政。
    
    1978年8月到11月,一些省市领导人与军区首脑纷纷响应邓小平与胡耀邦的主张,与他们站到一起。在11月10日至12月15日之间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胡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尽管当时邓小平在会上表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5]”,3个月后邓小平就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新的“本本”[6],他成了中国意识形态庙宇里竖起的一尊新神像。
    
    1979年初,为了配合“思想解放”,并巩固邓小平的新意识形态的基础,在官方安排下召开了为时3个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有数百位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部门的官员参加了会议。胡耀邦以中宣部部长的身份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敏感话题层出不穷。与会者的话题从否定“文革”出发,又涉及到破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同时他们还讨论了社会主义尤其是红色中国的历史。
    
    后来担任中国社科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的苏绍智在会上分析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他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应分为3步:一是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这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二是发达社会主义;三是共产主义。由于中共在毛泽东时代规定的解释拒绝承认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所以苏绍智的观点构成了对中共意识形态的挑战。毛泽东原来的秘书、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指责苏绍智的“阶段论”是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尤其是否定中国的制度是社会主义。苏绍智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只是中国旧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与斯大林的新传统的一个大杂烩。[7]”另一位意识形态强硬派邓力群后来也责骂苏绍智背叛马克思主义。然而,苏绍智的“社会主义阶段论”后来为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所采纳,1987年赵紫阳在他的“十三大”政治报告里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为他的改革主张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化根据。20世纪90年代,官方又正式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说法列为新意识形态的基础。
    
    当时,邓小平、胡耀邦的想法是“拨乱反正”,这意味着获得权力并恢复原有的官僚体系,回到50年代或6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正确道路”上去。邓小平鼓励的这种局部“非毛化”为民众提供了一次自由表达政治意见的机会,给共产主义的极权中国提供了一个开放思想的可能。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是一些知识分子精神觉醒路上的一块界标,许多人的大胆观点显然超出了邓小平等新领导人所容忍的边界。特别是有人批评了50年代的“反右”斗争,而邓小平正是具体指挥那场镇压运动的负责人。与此同时,民间异议人士呼吁民主自由的声音也令邓小平担心。于是,他的独裁专断的本性再次暴露。1979年3月20日,邓小平逆当时的思想潮流而动,在一次讲话中断然宣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讲话宣告了邓小平的政治转向和他鼓励的“思想解放”之短命。
    
    三、“西单民主墙”的出现与官方态度的变化
    
    从1978年11月到1981年4月两年多的时间里,在共产中国尤其是在北京,一小部分年轻人打破极权压力下的沉默,张贴大字报并印刷发行自办杂志,发表独立的政治见解,他们的影响随即扩展到中国大部分大城市,甚至包括象贵阳那样偏远的城市,对官方组织的关于“思想解放”的讨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最早的大字报是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纪念堂”工地围墙上。后来,该围墙拆除了,人们就把大字报贴到了北京市西单38路公共汽车总站背后工地的围墙上,因此西单的那面墙壁迅速成为一种象征,被人们称作“民主墙”(下称“民主墙”)。一开始,大字报表达了人们对“文革”以来乱局的不满,之后发展到对当时政治走向的批评,最后则进一步演变为独立民间社团的定期非正式出版物。这是中国政治异议运动的肇端──其后以“北京之春”之名流播天下。此名源于从墙报发展而来的一本杂志的名字。与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一样,“北京之春”概括了这场民主运动的精神,代表着人们度过“文革”十年政治苦难之后渴求解冻的迫切愿望。
    
    1978年8月,共青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文革”后复刊的首期被党内教条派掌权人物之一汪东兴下令查禁,因为该期杂志刊登了1976年“四五运动”参与者韩志雄、童怀周的文章,而此时“四五运动”尚未平反。有人把这期《中国青年》一页一页地贴在“民主墙”上,以抗议汪东兴的禁令。
    
    1978年10月11日,来自贵州的民间社团“启蒙社”发起人、诗人黄翔及其朋友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张贴了第一张启蒙性大字报“火神交响诗”,并散发了他们的油印《启蒙》杂志。11月16日,一份署名“机修工0538号”的大字报明确指出毛泽东晚年犯下了错误。11月24日,黄翔在毛泽东纪念堂旁边的栅栏上写下了大字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8]。同一天,人们在“民主墙”上读到了对邓小平的颂扬。11月25日,一次自发的“民主”会在“民主墙”前举行。
    
    11月27日晚,邓小平接见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诺瓦克当日上午10点到“民主墙”前,据当事人刘青介绍(刘青当年是《四五论坛》的负责人之一[9],从1992年12月到2006年1月是总部设于纽约的“中国人权”主席),诺瓦克告诉在场的“民主墙”活动参与者和许多关心“民主墙”的人,他当天晚上会见到邓小平,你们有什么要对邓小平说的话,或有什么愿望和要求,他愿意代为转述。当时在场的人一共提出了20多条意见或要求,包括对“民主墙”的看法态度等,诺瓦克一一记下。当晚10点后,诺瓦克委托一位朋友到“民主墙”前转述了与邓小平谈话的情况,据介绍,邓小平说,“民主墙很好”,“人民有怨气,要让他们表现出来”,“大字报是宪法允许的”,邓是赞赏、支持“民主墙”的。此刻在“民主墙”前聚集了几万人在等待这一消息,听到邓小平的态度后,大家就欢呼起来,自发到天安门广场游行。第二天晚上,3万多人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民主讨论会”。此后,“民主墙”前的人越聚越多,人们举行讨论会直接批评毛泽东并要求重新评价毛泽东思想;随着言论的开放,禁忌越来越少,话题涉及到民主、人权、法治和新闻自由等,同时也有对无产阶级专政、官僚主义、监狱、“文革”时期犯下的迫害与不公、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悲惨的命运等的激烈批评。
    
    几乎与北京同步,在全国各大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政治活动。从1978年11月11日开始,即兴聚会每天晚上都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举行,聚会者人数最多时达到15万人。人们讨论政治问题与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在激烈的讨论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口号,“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10]。
    
    由于与“民主墙”相关的活动越来越多,而西单的这块围墙场地有限,无法满足人们张贴和传播文章的需要,于是“民主墙”的参与者开始组织起来,自行印刷发行民间刊物。12月中旬,《民主墙》杂志(下称《民主墙》)创刊,其功能是搜集、保存并传播“民主墙”上的大字报。12月16日,《四五论坛》问世。月底,文学杂志《今天》和《群众参考消息》创刊。1979年1月创刊的民间杂志还有《北京之春》、《探索》、《中国人权》、《人民论坛》等,在此不一一列举。
    
    随着民间杂志的活跃,各种杂志的编辑们需要协调行动,以便必要时组织会议、举行街头示威或发表联合声明,于是由刘青牵头的8家民间团体组成的“联席会议”于1979年1月25日成立。我们可以把由“民主墙”大字报发展到民间出版物和民间社团的过程称为“民主墙运动”。
    
    面对“民主墙运动”,当局的态度模糊且不断变化,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从容忍变成态度模糊不明,再转变成镇压。从“民主墙”出现到1978年12月底之前是第一阶段,那时邓小平对“民主墙”及相关活动持容忍态度。11月26日、27日和12月初,邓利用接见日本、美国和法国外宾的机会曾多次表示,应该尊重人民利用大字报表达自己不满的权利。事实上,邓小平对“民主墙”的宽容与他在党内权力斗争中的策略需要密切相关。
    
    1978年12月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邓小平的实用派路线,教条派居于下风,于是邓小平对“民主墙运动”的态度开始变化。从1978年12月底到1979年3月初,当局对“民主墙运动”的态度变得含混不明,邓小平不再公开赞成这场运动,但也未加谴责。
    
    那时北京有许多上访者,要求为他们过去受到的冤屈平反,上访者之一傅月华是一个商店的员工,1979年1月8日她打着“反饥饿、反压迫”和“争民主、争人权”的标语组织了一次示威。1月18日,傅月华被逮捕。2月8日,“启蒙社”、“中国人权同盟”、《人民论坛》、《群众参考消息》和《探索》等群体的成员聚集在北京市公安局附近讨论了傅月华案件。他们依据中国的法律,要求当局对此案作合法、透明的处理。同时,魏京生在《探索》杂志上发表评论,揭露司法机关的压迫特征[11];“中国人权同盟”法律研究组也在2月19日写道:解决傅月华案例的方式“不只是对有关部门有没有诚意决心完善我国法制的考验,也是为今后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制创造必要的条件[12]”。
    
    随着民间团体日益活跃以及它们对“文革”受害者当时遭到的迫害的关注,当局从1979年3月初开始镇压“民主墙运动”。3月6日,上海市政府发布“通告”,规定不准张贴大字报、不准印刷出售“反动”书刊等,发出了镇压的信号。1979年3月16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表示,“民主墙运动”搞得太过分了。3月29日,北京市政府宣布查禁一切形式的大字报和“敌视社会主义、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出版物。同日,《探索》杂志的发起人魏京生与“中国人权同盟”的负责人之一陈吕被捕。后来,“中国人权同盟”的主要发起人任畹町、《探索》杂志的两位协办人路林、杨光以及“启蒙社”的一些会员也相继被捕。在上海也有数十位异议人士被捕。
    
    面对镇压和逮捕,年轻的“民主派”继续组织一系列活动。在1979年4月5日这个“四五运动”纪念日,不少民办刊物出版了关于“四五运动”的专号。《四五论坛》谴责政府的独裁行径,《北京之春》要求政府进行民主化改革,《沃土》在特刊中发表了胡平的文章“论言论自由”。4月8日,《今天》杂志组织了一次会议,抗议当局的镇压活动。其他一些民办杂志(如《学习通讯》、《责任》等)在北京的徐文立、上海的傅申奇和青岛的孙维邦等人的推动下,从1980年初到1981年4月一直坚持出版。直到1981年4月,徐文立和傅申奇相继被捕,年轻的“民主派”的活动被当局扑灭了。
    
    四、扑不灭的民主追求
    
    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从《启蒙》、《民主墙》的出版,到最后一期《今天》杂志,在北京一共涌现出50余种民办杂志,此外还有127种杂志星散于全国至少26个大中城市。这些杂志各具特点,其中一部分是文学杂志,《今天》较具代表性,其它杂志或多或少都属于政治类。其中最激进的是魏京生和他的朋友们办的《探索》杂志。
    
    1978年12月5日,魏京生以“金生”为笔名在“民主墙”上贴出了题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的大字报。魏京生认为,中国除了需要当局已经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之外,还需要民主。该文谴责了共产党的一党独裁,质疑共产党政权的“人民”特性,认为共产党政权的独裁本性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惟一真正障碍。魏京生因此成了当局最危险的对手。
    
    贴出这张大字报后,魏京生又创办了《探索》杂志,帮助他创办该刊的杨光和路林也认同魏京生的理念。《探索》杂志的创刊号发刊声明指出,(我们的杂志)“力求以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现实为探讨的基础,既不承认某种理论是绝对正确的,也不认为某些人是绝对正确的。一切理论──包括现有的和即将出现的──都是本刊讨论的对象,也都可以成为分析、探讨的工具。……本刊是在文革中反对官僚政治的潮流和西单民主墙反对独裁专制的潮流中成长起来的。反对任何拥护官僚主义和独裁法西斯主义的言论和理论,对不给予别人或不准备给予别人自由的人,本刊拒绝其自由发表的权利。[13]”在1979年1月到10月间,第3期《探索》印了1500本。
    
    在“北京之春”时期,“中国人权同盟”以1979年1月5日在“民主墙”上张贴“中国人权宣言”而扬名。该宣言由7人签名,其中列名第一的是任畹町,他也是宣言的起草人。这份宣言共有19条,其主要内容包括:公民要求思想言论自由,释放全国思想言论犯;公民要求宪法切实保障批评和评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权利;给与少数民族充分的自治权;公民享有投票权、迁徙权、政治与经济平等权,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与审查制度等。“中国人权同盟”的刊物《中国人权》只编辑了4期,刊登了许多观点尖锐的文章。例如,第3期刊登的一篇题为“民主运动的历史根据与理论根据”的文章指出,“四人帮”对人民实施统治的根本原因仍存在于统治社会的系统之中;不打烂独裁桎梏,四化就不可能实现[14]。
    
    《四五论坛》的创办者之一徐文立首先提出了政治多元化,他信奉渐进的政治改革,但对现存体制不抱幻想。从1979年3月29日魏京生被捕到1981年4月9日徐文立自己被捕这段时间里,徐一直是全国异议人士中最活跃的组织者之一。后来徐文立被判15年监禁[15]。
    
    在“民主墙”时期的民办杂志中,《北京之春》发行量比较大,从1979年1月到10月,该杂志共出版了9期,每期约有50页,其中第3期发行了1万册。《北京之春》的大部分编委会成员来自干部或知识分子家庭,不少人是在校大学生或即将进入大学,其副主编是王军涛,这些人都参加过“四五运动”。他们认为,支持邓小平的政策是走出蒙昧主义与专制主义的第一步。《北京之春》在创刊号发刊词中说明,其编者是在马列主义思想光辉的指引下,支持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态度表明,该杂志与“民主墙”时代的大部分民办杂志的立场有所区别。当然,这样的态度也是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这种策略使《北京之春》躲过了当局逮捕魏京生等人的第一轮镇压。《北京之春》的参与者和当时大多数民众一样,对中国正在发生的新的转折心存幻想。然而,6个月以后,在魏京生被宣判时,《北京之春》依然未能逃脱销声匿迹的命运。
    
    “北京之春”事实上是一场追求民主的运动,它体现了参与者政治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不仅表现在魏京生的文章“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胡平的“论言论自由”、任畹町的“中国人权宣言”以及来自贵州“启蒙社”的李家华的“论人权”[16]等文章里,也同样表现在他们采取的策略方面。在两年多的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参与者表现出了惊人的成熟。当时,《民主墙》、《四五论坛》、《人民论坛》、《启蒙》、《今天》、《中国人权》等民办杂志都希望能按照宪法的条文争取合法性。《民主墙》在创刊号上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务院提出正式批准该杂志出版的要求;在《探索》创刊号上,魏京生写道,我们杂志“以宪法所赋予的言论、出版、集会自由为根本指导方针。”1979年1月中旬,北京市政府指责部分杂志和组织是“地下的”、坚持反党反社主义的立场,这立刻引起了《四五论坛》、《探索》、《群众参考消息》、《人民论坛》、《启蒙》、《今天》、《中国人权》等7家民办刊物的抗议。他们声称,各民间社团和民办杂志的活动实际上是透明的,而且一切都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而针对这些杂志的一切迫害和镇压都是非法的,违反了宪法第45条和52条[17]。
    
    五、“民主墙运动”的启示
    
    “民主墙运动”的产生、发展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民间争取独立言论空间的努力。当然,“民主墙”的出现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
    
    第一个条件是毛泽东去世后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毛泽东之死使中国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势之下。华国锋作为钦定继承人,身兼3个最重要的职位,即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及中央军委主席,然而他并未真正掌控全部权力,也很难强化其对国家尤其是对共产党的控制。他的对手邓小平是体制内试图夺权的强人,得到了一部分在“文革”中被毛泽东排挤的老干部的支持。邓小平支持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动摇了华国锋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在社会上产生了“思想解放”的浪潮。藉此机会,一小部分年轻人发起了“北京之春”民主运动。从一定意义上讲,当时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北京之春”运动组成了“思想解放”浪潮的两翼。一翼来自官方,为邓小平从华国锋手里夺权创造舆论条件;另一翼来自民间,反映了民众要求言论自由、思想独立、取消独裁政治的意愿。最初,这两翼是相互促进的,邓小平对“民主墙”活动的鼓励性表态激励了“北京之春”民主运动的参与者,而民众在“民主墙”上的抗议也给了党内保守势力以极大的压力,有利于加强邓小平的地位。当时,许多“民主墙运动”的参与者,如刘青、《北京之春》编辑部等,都与参加“真理标准讨论”的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文艺报》等官方媒体也支持过民办刊物的活动。
    
    第二个条件是广大干部与社会底层对“文革”以来政治路线的普遍不满,这种不满为政治抗议运动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民主墙运动”活跃的那两年里,一些艺术家、画家、摄影家、作家、雕刻家等也纷纷举办个展,争取创作自由。其中最有名的是1979年4月的摄影展和9月的“星星美展”。这两次展览以其大胆的艺术创新和思想解放而取得了巨大成功。“星星美展”是几位年轻艺术家在中国美术馆东侧街头公园旁的铁栅栏处举办的,他们在西单“民主墙”上也展示过他们的作品。另一些社会群体也参与到“民主墙运动”中来,其中的一个群体是上访者,另一个群体是返城“知青”。“知青”是官方对1968年起陆续被当局送到乡下务农定居的城市中学生的称呼,毛泽东将这些在“文革”初期的“造反”浪潮中形成了某种叛逆性格的城市青年送到偏远的农村,要他们在那里永久地接受农民的所谓“再教育”。从1968年到1978年,约有1,300万城市青年被送往农村,除一小部分人后来被“招工”到当地的企业就业,大部分人在农村无法生存,想尽办法要回到城里[18]。“民主墙”就成了返城“知青”表达痛苦经历、要求社会公正的重要场所,比如,许多被下放到云南的北京知青曾在“民主墙”上张贴大字报[19]。当时,《北京之春》等民办杂志对他们的遭遇倾注了极大的关怀,因为许多民办杂志的参与者本人也有类似的经历。由此可见,“民主墙运动”并不仅仅是一场抗议运动,它充分暴露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需要面对的问题。在这段时间里,大批民众聚集在“民主墙”前交流信息,讨论反思,来自民间的共鸣与支持使“北京之春”运动得以存在。
    
    “民主墙”以大字报形式开启了自由言论空间。本来,大字报是毛泽东在“文革”时期鼓励采用的群众性政治批判武器,“红卫兵”以及其他民众用大字报“揭露”各地党政干部的所谓“罪行”,为毛泽东动员群众、粉碎政敌制造了舆论。然而,大字报也可能被用来批评官僚主义、表达民众的不满,甚至发表政治异议的声音。1974年广州的3位年轻异议者(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以“李一哲”的笔名用大字报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为题的文章,一夜成名。1978年这一文章为广东和北京的民办刊物转载。1976年的“四五运动”时期,民众也用大字报表达过对当局的不满。“文革”之后,作为官方喉舌的官办报纸杂志大部分仍被左派控制,或为保守势力服务,结果这些党的喉舌成了民众宣泄不满的靶子,民众热衷于打听大城市里秘密流传的半官方消息,官方媒体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墙运动”时期的大字报赢得了大量读者。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政治异见运动一般出现于革命导师去世之后极权政权走下坡路时。这不只是因为政权的衰退──镇压放松、圣人光环消失、官僚主义严重等,还因为此时少数政治异议精英开始露头,他们敢于并有能力提出不同于官方话语的见解。“北京之春”运动就是红色中国历史上部分青年人第一次公开批评政府的异议运动,他们提出了不同于官方主张的政治建议。有趣的是,“民主墙运动”的参与者完全是在共产党意识形态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或者批评社会主义的官方版本,或者拒绝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教,进而通过独立的思考提出自己的主张。
    
    在共产中国,禁锢思想、禁止接触一切不被允许的文件和书籍的管制无处不在,所有知识、精神与文化传播管道都被政府所控制,如媒体、出版、图书、电影、戏剧、教育等,宗教更是属于禁止之列。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无法接触外部世界,甚至也不能充分了解本国真实的历史。强大的宣传机器用尽一切办法向民众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对那些试图用自己的大脑思考的人来说,他们所遇到的困难不仅仅是无法完全了解自己所生活其中的社会政治现实,还包括历史知识的贫乏和对国际信息的封锁。实际上,除了马克思主义范畴内的参照系之外,他们面对的是一种知识真空。少数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的青年人,有时可以通过冷静的观察,凭借敏捷的思维,以其顽强的个性探索真相和新的观念,从而打破无所不在的思想禁锢。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许多“民主墙运动”的参与者并未象魏京生那样与共产党彻底决裂,多数人政治理念上的参照系是西欧的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思本人的原型马克思主义,或者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时捷克人提出的所谓“人性”的社会主义。
    
    “文革”是毛泽东为了独揽一切权力、维持其绝对权威和个人独裁而发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员,它把中国的共产制度极权冲动推向了高峰,引发了全社会的集体性癫狂,最后又不可避免地使整个社会陷入深重的精神创伤之中。然而,正是这场“文革”强力地刺激了这些年轻的异见者的独立思考,促使他们追求精神自由和真理。而“文革”引起的失序和政治混乱导致当时的官僚政治瘫痪并削弱了它的社会控制力,一些图书馆向“红卫兵”敞开了大门,一些原来只允许党内较高层级干部在家里私下阅读的西方出版物也流传到了社会上,这使一部分思想活跃的年轻人获得了接触禁书的机会[20],在饥渴中获得了精神和文化食粮。
    
    “民主墙运动”的参与者们对“文革”经历有着甚为一致的表述。魏京生说:“文革的痛苦经历锻造了整个一代人。[21]”“民主墙”上的著名文章“论言论自由”的作者胡平(现在是在美国出版的《北京之春》杂志的主编)1992年论及自己的“文革”经历时说:“文革”从反面促成了言论自由这个概念的发展,“一方面,作为一场空前规模的政治迫害,它使得千千万万的人对残酷的政治迫害产生了深切的仇恨;另一方面,文革中的多次反复,又消解了一般人对‘绝对真理’[22]的狂热迷信。”从这一角度看,“北京之春”实乃“文革”的寒冬所结出的异端之果,“文革”催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思想者,遇罗克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1966年这位25岁的工人将他的文章“出身论”印成小册子散发到社会上,遇罗克在文中声称,在法律面前各阶级应当平等。这本小册子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各地民众自发地将其打印分发,数量高达近10万份,旅美学者宋永毅将此文称作“黑暗中的人权宣言书”[23]。但遇罗克却因撰写此文而被当局杀害。上文提到的“李一哲”的文章则是“文革”后期在中国流传最广的一张大字报,该文揭露了社会主义的“特权阶层”,1976年西蒙莱斯称此文为“中国政治舞台中最透彻最敏锐的分析之一”[24]。事实上,这些异端思潮是“民主墙运动”时期独立思想复兴的基本源泉之一。
    
    依照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独立思考往往被认为是虚浮、自负、不合群或离心离德,甚至可能成为一个人升迁的障碍。在中国的极权体制下,敢于独立思考的人所要面对的不仅是国家威权,还要面对来自社会以及周边环境、乃至来自朋友甚至家庭的压力,因为多数民众习惯于逆来顺受、同流合污、自甘沉沦、堕入犬儒。因此,少数思想先驱的不同于当时官方见解的想法主张常常只能深藏于心;一旦他公开表达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坚持不苟同官方的宣传,他立刻就被当局和社会视为政治异议分子。此时,他一方面要与政权决裂,同时还不得不与社会、家庭、甚至过去的自我决裂。换言之,在一个独裁国家,独立思考、尤其是表达自己的批判型思考实乃非同凡响的英雄主义行为。
    
    从整体上看,“民主墙运动”的参与者们不约而同地表现出精神与思想上的独立,他们的行动粉碎了极权政治统一思想、阉割个体独立思考能力的神话,他们的觉醒意味着中国的极权主义统治出现了第一道裂口,红色中国的政治异议运动从此宣告诞生。无疑,这是中国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统治历史上的一个阶段性转折。
    
    谈到中国的极权主义,杜梅纳克(Jean-Luc Domenach)作了以下评论:“北京之春时的大部分持不同政见者多持改革者的立场,这既是考虑到效率的原因,同时也因为这些人常常难以走出从童年开始共产政权便强加于他们的意识形态与语言概念的桎梏。”
    
    1979年5月10日,与魏京生一起创办《探索》杂志的杨光在总结“北京之春”的教训时写到:“固然,在今天的中国,到处充斥着那个无所不包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但几乎所有的民主运动的参加者都否认中共官方对这种主义的解说注释是有理的”;“赞成发掘‘真正的马列主义’以与官方体系对抗的,苦于时间精力物质设备之乏,也苦于几十年所受官方‘马列主义’教育所形成的思维想象贫乏;那些赞成批判马列主义的,除了同样的困难外,还要加上更多的物质匮乏(根本没有书,没有资料),更多人受强烈的恐怖与强烈害怕情绪的影响”。[26]这段来自“民主墙时期”参与者的见证与分析表明了这段时期他们内心的清醒以及极权时代笼罩中国的知识贫困的真实图景。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些民主拓荒者超凡的勇气与不同寻常的智力。
    
    显然,除了魏京生等人之外,“民主墙运动”中表达的言论是相对温和的,但邓小平仍然对他们实行了严厉的镇压。最激进的魏京生被判了15年,相对温和的徐文立也被判了15年。这样严厉的镇压只能用极权主义逻辑来解释:对于共产政权而言,无论异议思想是否激进,它都是危险的。从发现大众不再相信官方意识形态开始,政权的镇压机器主要针对的就是禁锢异端言论和压制政治反对派的形成,而不是控制异议分子思想的具体内容和他们的表达方式。钳制一切独立的声音,取消独立的言论空间,是极权逻辑的关键。“民主墙运动”时期正是最高政治权力从华国锋向邓小平交接的过渡时期,邓一方面要保持他在国外的开明形像,一方面也不想失去那些渴望开放与民主的党内知识精英的支持,所以在镇压政治异见人士时必须选择合适的时机。这一点解释了“北京之春”异议运动何以能持续那么长的时间。
    
    “北京之春”的参与者只是一小部分先驱者,他们吹响了新时代开端的号角,但在那个阶段,他们的诉求远远超出了当时大多数民众的愿望,那时多数民众的愿望仅仅是回到50年代温和的共产主义和放弃“文革”版本的毛泽东主义。经过“文革”时期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意识形态动员和群体性政治迫害之后,人们对稳定与生活条件的改善的渴望甚于对自由的追求,对秩序和安全的需求多于对民主的关注。随着经济改革的展开,红色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波异议运动渐渐淡出。
    
    历史不会忘记这些早期民主运动的参与者,不仅是因为他们抓住历史的机遇为共产中国树立了第一道民主的路标,还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向世人展示了百年来中国民众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与不懈的追求。“北京之春“运动是受意识形态驯化的一代中国人企图摆脱极权主义枷锁的第一步,也是此后中国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的摇篮。
    
    注释
    
    [1] 《共产主义黑皮书》,巴黎Robert Laffont出版社,1997年,第561页。
    [2] 《人民日报》,1977年8月23日。
    [3] 见马立诚和凌志军合著的《交锋》第31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年出版。
    [4] 见陶铠、 张义德、戴晴合著的《走出现代迷信》第54页。
    [5] 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3页。
    [6]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4至166页。
    [7] 见1995年《北京之春》杂志刊登的对苏绍智的访谈,第77页。
    [8] “三七开”最早应用于对斯大林的评价。见Marie Holzman著Avec la Chine第228页,巴黎Flammarion出版社出版。
    [9] 刘青,“联席会议:民主墙抗争的大旗”,《北京之春》,1994年5月号。
    [10] 本文所引日期与数字,除特别注明外,主要引自Claude Widor的《1978-1980年中国民运资料》(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香港《观察家》出版社联合1981年出版)以及高皋的《后文革史》(三卷本,台北联经出版社1993出版)。此处引文见高皋书之上卷第202页。
    [11] Claude Widor,《1978-1980年中国民运资料》,出处同上。
    [12] 见1979年第2期的《中国人权报》,引自高皋的《后文革史》,出处同上,第262页。
    [13] Claude Widor,《1978-1980年中国民运资料》。
    [14] 出处同上。
    [15] 徐文立在1993年5月被提前释放,他在1997年重新投入民主运动,于1998年11月底组建“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1998年11月30日徐文立被捕,并于12月21日被判有期徒刑13年。这是1998年这一波镇压民主运动浪潮时最重的刑期。
    [16] Claude Widor,《1978-1980年中国民运资料》。
    [17] 中国宪法中的这两条条款宣称,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和结社等自由。其中第45条宣称,保障公民运用大字报的自由。但该条款在1980年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废除。
    [18] 见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第二卷,第829页,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出版。
    [19] Claude Widor,《1978-1980年中国民运资料》。
    [20]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第50-51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21] 魏京生,La cinquieme modernisation et autres ecrits du Printemps de Pikin,第226页,巴黎Christian Bourgois1997年出版。
    [22] 胡平,《中国民运反思》,第9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23] 见宋永毅与孙大进合编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第111页,香港田园书屋1997年出版。
    [24] Simon Leys, Essai sur la Chine(《论中国》),法国Robert Laffont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524-530页。
    [25] 杜梅纳克,"La Chine populaire ou les aleas du totalitarisme",载Guy Hermet的《论极权主义》第189页,巴黎Economica出版社1984年出版。
    [26] Claude Widor,《1978-1980年中国民运资料》。
    
    《中国当代研究》2006年第2期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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