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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让教会大学走向消亡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1月12日 转载)
    
    
    作者:萧婷 等
    
    让教会大学消亡的,并非仅仅是政治运动,还有那些教会大学的人们、、、、、、
    
    思想进步的教会大学
    
    谁让教会大学走向消亡


    
    1948年秋,北平的街道上挤满了从东北关外撤回来的国民党败兵,四野的解放军即将南下,北平城里充满着改朝换代的气氛。
    
    就在这个时候,一封来自纽约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的信,送到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手里。
    
    在信里,托事部要求陆志韦把燕京大学迁走,他们认为,在一个信奉无神论的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教会大学前景并不乐观。
    
    决定权在陆志韦手里。早在在1927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通过决定,将学校逐渐交还中国人办理,但纽约托事部则凭借掌握着教会学校的部分筹款,对校务有着发言权。
    
    陆志韦对来信不以为然,在他对美国回信中表示,他决定冒险留下来,这不仅因为他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具有的再自然不过的情感,更重要的是他 “希望能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如果成功则有助于人道和自由在中国的存在。” [详细]
    
    在内战炮火炽烈,两种意识形态不同的阵营在战场上每日殊死搏斗之际,陆志韦 “希望能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是有他的底气在的。这底气不仅来源于他同叶剑英的私交,更源于燕京大学自身。
    
    中国人常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西方的“外来和尚”——传教士们创建的教会大学,将近代大学引入了中国。从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所近代大学——圣约翰大学(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近代大学,则是北洋大学堂或京师大学堂),到民国时期教会大学与国立大学、私立大学三足鼎立。
    
    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协和医学院、辅仁大学、震旦大学等,教会大学名校辈出,在中国教育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要上教会大学,就要缴纳比国立和私立学校高的多的学费。30年代,国立北京大学学生每年交22元学杂费就行,而燕京大学学生则要交162元,但求学者仍然是趋之若鹜。[详细]
    
    除了良好的英语环境和优越的硬件设施,教会大学之所以如此有吸引力的原因,恐怕就是像“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让蔡元培治下的北大盛极一时一样,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样的治学理念,也让教会大学大师辈出,同时吸引了大量有理想的青年学子。
    
    有着“洋人”背景的教会大学,让国民党当局不能像对中国其他大学那样插手与控制,也因此有着比其他大学更加宽松的学术空间。教会大学对学生是否皈依基督教信仰不作要求,在政治立场上,也尽量秉持“独立”的方针,不仅各种政治立场书都有,甚至有一些被国民党当局列为禁书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经济学家周有光回忆,自己读的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但是不仅信教自由,而且思想自由,不同立场的书可以拿来比较: “我从图书馆借来马克思的《资本论》英译本,埋头看完,没有看懂。又借来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伪造历史》,英文写得很好,当时我不相信他的说法,认为他在造谣。” [详细]
    
    在教会大学的图书馆里,有三民主义的书,也有马克思主义的书。学生的政治立场,由学生自由选择。结果在当时革命的大环境下,很多学生都选择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原本应该政治立场保守的教会学校,甚至成为了历次革命运动的先锋,几乎每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中,都少不了教会大学的学生。仅燕京大学,就有黄华、周南、韩叙、张大中等知名革命者。至今北大未名湖畔,还有着当年燕京大学学生从事革命活动时的地下“秘密基地”,已经成为了革命遗址。1948年8月19日,燕大校长陆志韦同全校师生一起,共同抵制了国民党当局试图到燕大学生中抓捕中共地下党的行动。[详细]
    
    就这样,教会大学与其他隶属于国民党当局的大学不同,有着更多的革命色彩。早在抗战结束之际,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就曾热情称赞燕大为“民主堡垒”。
    
    拥抱新时代的燕京大学
    
    教会大学的独立性,导致了同国民党执政当局的“不合作”,却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中共对其的好感。
    
    在中共中央尚未进京之时,毛泽东曾邀请4位大学教授前往西柏坡晤谈,其中3人都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周恩来当时还有过一个很著名的观点:盗泉之水,可以养田。认为只要美国不干涉燕京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美国托事部的钱来办我们的教育。解放军准备攻城时,毛泽东还曾两度电令林彪,要注意保护西郊清华、燕京等校园的安全。[详细]
    
    解放军进城时,多所教会学校也加入了欢迎解放军的群众行列。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率师生前往街头欢迎解放军,而燕大校长陆志韦则在教职员会上兴奋地说: “我们已经解放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
    
    新政府也非常关心教会大学的发展,1949年10月1日,陆志韦被请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在检阅到燕大学生的队伍时,毛泽东高呼“燕京大学的同志们万岁”。这无疑让因为“别了,司徒雷登”而紧张的燕大师生们,格外兴奋而自豪。
    
    据当时曾在燕大读过书,开国大典时正在清华上学的资中筠回忆:“当时那种压倒性的大气势没法抗拒;从历史讲,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位的追求就是国家富强,共产党诉诸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毛泽东一句 ‘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几乎打动了所有的人。”[详细]
    
    这种感受,在主席台上的陆志韦应该更加强烈。
    
    要 “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 的陆志韦,原想利用燕京大学介于中美之间的身份,为即将到来的中共新政权和美国间,架起一道桥梁。这种“中间人”的身份,无疑能够确保燕京大学的独立性,也能“有助于人道和自由在中国的存在”。而中共对燕京大学同美国的联系,尤其经济联系的开放态度,更增强了他的信心。
    
    但与之同时,陆志韦不但有着“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然情感”,而且同纽约托事部曾经长达一年的纠葛对抗,也让他坚持“不做纽约托事部的幌子”。在中美发生冲突时,陆志韦的立场就可想而知了。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志愿军入朝,中国人的爱国热情被普遍激发起来,民族主义虽不被公开宣传,但在反帝浪潮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情绪,教会大学也顺应了这个浪潮。1950年秋,中国基督教界发表宣言“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危害中国人民”,各个教会大学校长纷纷签名支持,从教授到学生纷纷撰文,愤怒声讨美帝的文化侵略。[详细]
    
    在中美交战的形势下,周恩来要“用美国的钱来办我们的教育”,自然不能实现了,教会大学同美国脱离关系,也成为了必然。
    
    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发出文件,强调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内办学校的方针。包括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首批11所教会大学改为公办;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大学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给予补贴。[详细]
    
    这个时候的陆志韦等人,并未觉得教会大学失去教会的背景,是教会大学消亡的开始。相反,他认为,这正是党对燕大的信任,而燕大性质的改变,则是燕大的新生。陆志韦这种主动接受改造,欢迎改造的情绪,是很多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曾经逃避政治的资中筠,在解释自己此时开始思想转变的原因就是:“大家认为,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共产党能够使得中国强大起来。在这种前提下,党说我们需要改造,我们就诚心诚意接受改造。”[详细]
    
    陆志韦此时无疑是干劲满满,他不断向海外发去电报,呼吁海外学子,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在美国的巫宁坤,就是在1951年新年收到了陆志韦的急电,邀请其回国在燕大任教,遂毅然回国的。[详细]
    
    陆志韦无疑已经彻底地倒向新政府一边,要“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所必不可少的燕大的特殊背景,对于他而言已成为了历史负担。而摆脱这个背景,才是燕大的“重获新生”。在1951年2月的校报上,他撰文表示:“人民是信任我们的,政府也有新的任务要交给我们,重获新生后,不论从名义上、经费上、教学的观点和方法上,燕京都完全和永久的是中国人民的大学。” [详细]
    
    燕大的积极运动和最终的“被运动”
    
    陆志韦的判断似乎没有错误,燕京大学转为公办后,仍然有着和北大清华旗鼓相当的地位。1951年底,陆志韦更进一步,提交了将燕京大学转为国立的申请,申请得到通过后,毛泽东还亲自书写了新的燕大校名,燕大当即将毛泽东的题字做成牌匾,悬挂到西校门上,并做成校徽,供全体师生佩戴。办公楼前还扎起彩坊,挂起了“庆祝燕京新生”的横幅。[详细]
    
    但陆志韦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当纽约托事部给他写信,警告燕大前途不容乐观之际,他认为,燕大居于中美之间,保持独立性,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发言权。但而今,中美交战,燕大又自愿而积极地把自己的独立交出去,那燕大除了有“美国帝国主义历史背景”的包袱,还有什么?燕大拼命地向“革命”靠拢,那组织为何不顺水推舟呢?
    
    1952年,燕大刚刚转为国立大学不久,陆志韦就被突然调到中科院去做研究员,地下党领袖翁独健代理校长工作,而37年入党的老党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被派到燕京大学做政治工作。[详细]
    
    1952年,中国大陆的教育界,掀起了一轮院系大调整运动,运动的目的是将高等教育改造为新中国需要的教育。[详细]
    
    那么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早在1950年6月,教育部长马叙伦就在会议上说过: “决不能重蹈过去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覆辙”,“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 [详细]
    
    按照苏联的思路,院系调整撤消不需要太脱离实际的专业,而着力大量培养能直接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这与教会大学奉行的通才教育南辕北辙。在调整的浪潮中,燕大被北大、清华、人大瓜分,校名撤销,校园给予北大。全国各地的教会大学也被纷纷拆分、撤销。[详细]
    
    回想陆志韦所说的“获得新生后,不论从名义上、经费上、教学的观点和方法上,燕大都完全和永久的是中国人民的大学”,不但呼应了马叙伦,其实也与其后院系调整的精神一脉相承。
    
    陆志韦忘记了那个仿佛预言一样的燕大校训:“因真理,以服务,得自由”。当学术的目的不是学术真理,而是“一种斗争工具”,那么“得自由”也就自然化为泡影。
    
    这校训、乃至背后的立校精神,在陆志韦等人同燕大一起“获得新生”时,为人所遗忘了,后来也没有人再记起。而在经历了一系列运动的陆志韦从“过去那种爽朗、锐利而又带点调皮的眼神不见了”,到“不时流露一种勉强、疲乏,甚至带些规避的神色”,“而在工作中仍与陆志韦多有往来的北京大学教师林焘发现,那个曾经才气横溢、傲视王侯的学者不见了,陆志韦变成了一个谨言慎行的长者”。[详细]
    
    据当事人徐萍芳多年之后回忆,当时燕大师生们对燕大命运并不怎么关心:“一旦院校合并,将来到哪个学校去便成了问题。所以老师们对于这个问题特别关心,一天到晚打听这些问题。学生对于这个问题倒不关心,我们的心态是无所谓,只要有学上就可以了。” 当一个学校的精神失去了,它的存在与否,也就没那么多人关心和挽留了。而这,恰恰是那些曾捍卫这种精神的人一手推动的。[详细]
    
    燕大消亡后的燕大人
    
    院系调整后,学校不复存在,而那些曾经属于学校一部分的燕大人们,他们的命运又是怎么样的呢?
    
    曾经寄希望于新政权的人们,谁也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又一场的运动。
    
    在运动之后,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之女成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年方31岁的吴兴华一跃成为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领导着包括朱光潜、赵萝蕤、杨周翰等众多知名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调门最积极的翦伯赞教授成为北大历史系系主任,执历史界之牛耳。
    
    另一方面,陆志韦调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对父亲保持沉默的陆志韦之子陆卓明被开除出青年团;赵紫宸调入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详细]
    
    而据巫宁坤回忆,“院系调整后,赵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五名教授中,她本人和其余三位教授都去北大,唯有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她让我放弃未完成的博士论文,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让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的英语教授阵容,以芝大英语系为蓝本建立一个优异的英语专业。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
    
    但这样的遭遇也才刚刚开始,在这之后,“1957年我中了“阳谋”暗算,辗转听说梦家也落难,萝蕤受打击,患了精神分裂症。1958年,我发配北大荒,从此颠沛流离,多年与萝蕤不通音信。只知道她仍在北大任教,但身为“右派”家属,又为精神病所苦,日子一定不会好过。及至“十年浩劫”临头,又辗转听说梦家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腥风血雨中不堪凌辱而自裁。萝蕤从此孑然一身,精神分裂症更形加剧”。[详细]
    
    此时,燕大精神消失了,燕大人也四散飘零。
    
    燕京大学的复建困难重重。美国托事部曾想在台湾重建燕大,讽刺的是,蒋介石对燕大长期的亲共左倾立场耿耿于怀,否决了重建请求。近来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一事沸沸扬扬,很多人觉得,燕京学堂不能承载“燕京大学”的内涵,是因为缺少了燕大应有的东西。而这些缺少的、让燕大难以重建的东西,也许正是曾经那些燕大人自己放弃的,而正因为没有了这些,使得燕大最终走向了消亡。
    
    —— 原载: 共识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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